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多质量少？高校“近亲繁殖”现象严重？行政化观念浓厚？……围绕这些问题，全国期间，“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独家专访了全国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出生于1955年6月的龚克，是十八届。他曾长期在大学学习、任教，1993年开始担任大学副校长，2006年转任校长，成为副部级官员，2011年1月任南开大学校长。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现在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总数量全世界排名第二，很多学术期刊靠发表论文而扩版，怎么看这个现象？ 龚克：文多不是坏事，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高水平论文、高影响力论文出现，总体上是科研能力和水平的表现。单纯地论文多是没有道理的。论文是学术研究的主要载体，这是世界的。能在高水平刊物、会议上发表出来，是经过学界同行评价和认可的。 龚克：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一方面，今天的“跟不上”与三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可以说是大踏步地跟上来了，一些方面已从“跟跑”变为“并跑”，有的方向上已在领跑。另一方面，必须重视在原始创新上存在的较大差距，在前沿交叉创新上的较大差距。真正体现重大创新的不多。这里就有个导向贵妇也疯狂问题，看怎么引导科研人员去抓问题。有些论文的问题是从文章缝里来的，研究者在文献里看到了一些缺陷，然后去弥补这个缺陷，这当然也是有学术价值的。但这有个缺点，不重大的发展问题，没有很大的价值。所以这就需要有一个导向。文章是末，问题是本，抓住重大问题是重大创新研究的起点。研究的问题需要有学术价值，也需要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好的文章都是这样。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现在科研评级体系里，“惟论文是举”的问题备受关注，如何改变？ 龚克：首先，我必须强调“论文评价”是国际通行的、经过百多年历史检验的基础学术研究的评价，它的合理内核就是“同行评价”。为什么重视优秀刊物的论文? 因为借助其较高水平的同行评价。为什么看引用率?也是看同行评价。论文评价受到，是因为它被“唯一化”了，被简单地计量化了，还被用到了不适用的的地方。这些年，为了简单地量化评价，南开大学一直采用“代表作”评审制，比如申报副教授要提交作。但代表作主要是论文。后来我们进一步，代表作不仅是论文，还可以是教学、专利及其实施结果，等等。但问题在哪呢？到最后在区别高下时，论文因素又突出了，因为它的区分度高！这说明科研评价的不那么简单，本质上是我们对不同科研活动的规律掌握仍然不够，现在需要大家共同破解这个问题。所以我工作报告应加上“深化科研评价”这几个字，这是牵牛鼻子的事。 “政事儿”：包括南开在内，有很多院校存在“近亲繁殖”现象（老教授的学生、乃至学生的学生都进入教学岗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龚克：这件事从我到南开第一年就注意到了，当时是70%都是属于“近亲”。于是，我们的政策是每一届招聘自己的博士毕业生不能超过1/3。实践下来的效果，大约在20%左右。“近亲”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体现了师承关系和学派风格，有一定合理因素。但一个学派的学者不一定是你的徒弟。从国内外科学发展经验看，打破“近亲繁殖”是必须的。 龚克：当时我回国后去，很多人告诉我，千万别去，那里都是自己的学生。后来去了才发现，自己的发展快于很多自己很优秀的学生的发展。同样一件事，自己的老师、师兄都在那里，有些观点就讲不开，自觉不自觉就得看他们脸色，而我是一个外来的不用管这些，没有这么多忌讳。实际上，从外面招聘教师就简化了院系内的人事关系，活跃了学术思想，大家反而发展比较快。 “政事儿”：去年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试点。请问，哪类高校在这一可能走得比较快？南开做得怎么样？ 龚克：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我是特别赞成这一点的。为什么赞成？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想当副部级，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身份。在我心目中，校长是一个特殊的教师，他和普通教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校长是在二线，为一线教师服务。大学不应是教育部的附属机构，校长不是教育行政系列的某一级，我是服务师生成长的。 但由于这样一个级别，混淆了学校的属性，形成了层层向上看的行政化观念和体制。我是希望取消行政级别可以推动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不是去掉学校里必要的行政管理，不是为了去掉这个。去行政化是作为一个抓手，去掉我们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以及这个错误身份定位造成的很多官僚化体制和行政化思维，回归我们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本分上去。 龚克：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新建的学术机构都是不设行政级别的，生态文明研究院、统计研究院，不给机构冠以正处级或副处级级别。我觉得学校里行政化观念和习惯是比较严重的，的步子不够大。 龚克：我想问题不在教师，而是体制。学校为什么要有三十来个处？为什么到了学院为师生服务就没有那么多部门?说明这些部门不是为师生需要设计的，是因为学校是教育部的一个附属机构，教育部有那么多司、委、局，他们有社科司，我们有社科处，他们有研究生司，我们有研究生院，他有学生司，我们学生处。我们的定位叫教育部直属高校，跟他是“属”的关系，所以它的管理全得延伸到我们这，必须让他有“腿”，不然他怎么实施管理。 我们不应是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而应是办学机构。去行政化就是去掉这些东西，通过还原学校的本来身份，由此来改变学校与社会、学校与行政机关、学校内部的关系。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高校往往和基建有关，目前南开大学也在加紧完成新校区建设。南开是如何防的？ 龚克：南开在这个下了很大的功夫。顶层是党委领导，决定重大事项。一线是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部里专设监督部，对建设程序、招投标进行监督，不仅向总指挥、副总指挥负责，同时向纪委监察室负责。我们与天津检察院一起专门针对新校区建设开展防范职务犯罪的合作。据我们统计，在新校区建设中，光是发放廉政提示就有两万多份。这还不够，我们在谈判间一律都装了摄像头，招投标的谈判过程都。有人到我们这里送东西的，我们招标办就指一指摄像头，他们就拿走了。 “政事儿”：学校反腐除了基建这块以外，另一处高风险的地方是招生。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处处长蔡荣生就被查了。 龚克：南开的招生是很透明的。我们的招生委员会是个的委员会，有学生会代表，有校友会代表，有纪检监督。所有事都是集体决定，比如怎么定分数线、怎么定采取办法等等。在每个省完成招生后，会把所有被录学生的名单公布在网站，外头任何人有质疑我们都会了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政事儿”：近日，全国代表、中国宇华教育集团董事局李光宇“高考取消英语、中小学英语改必修为选修”的提案引发热议。之后，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直言“取消英语考试这个有点仓促”，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龚克：英语是重要的国际交流工具，而且语言学习本身也是对大脑的锻炼，这是有研究证明的。所以，学习外语是一种能力的培养。比如，现在有个观点，应该提高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这我很赞成，但把这个不足归咎于学英语，不是很有道理的。英语取消了，就一定学好中文吗？中文还是学不好，是不是还要把数学也给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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